文明互鉴:共筑人类命运共同体

日期:2021-10-14

来源:中欧美全球倡议官方微信公众平台

(点击可查看演讲视频)


为促进不同文明对话和交流,向世界展示真实立体全面的中国,太湖世界文化论坛于2021年10月11-13日在其年会永久会址中国蚌埠古民居博览园,召开以“文明互鉴:共筑人类命运共同体”为主题的第六届年会。来自3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近500位中外嘉宾,包括多国政要、国际组织代表、驻华使节、专家学者、企业领军、媒体人士等,就文化多样性、“一带一路”、防疫、生态建设、减贫和科技发展等领域展开交流。


中欧美全球倡议发起人高大伟应邀出席,并在主题论坛一:促进世界文化多样性、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发表题为《人类命运共同体视角下相互转化的中西方关系》的演讲。

演讲视频与全文如下:


女士们、先生们:

 

有人认为中国与西方在自身结构上就是对立的。这种论断是一种错误的叙事,具有危险的误导性。

 

在我看来,本次论坛就是为复兴跨文化对话所做出的努力。西方与中国之间重新开展严肃的跨文化对话,表明中西方传统中蕴藏着一些能够相互交融的元素,这与塞缪尔·亨廷顿(1927-2008)所设想的文明冲突恰恰相反。

 

关于中西方战略对抗的话语以及对于“修昔底德陷阱”的理论论辩无处不在,抛开这些不谈,在长远的历史观所展现出的真实模式里,中国与西方文明具有惊人的相容性。

 

中西方具有相容性,很大程度上是由于这两种文明都崇尚人文主义,尽管在不同形式下发展并存续,但究其本质都是将人的尊严置于核心地位,这种尊严的形成得益于客观社会机制与自我修养。

 

利玛窦(1552-1610)在中国的知名度比在欧洲更高,他曾成功在人类尊严的语境下阐明儒家思想与基督教的一些重要教义的共通之处。

 

显然,希腊哲学与中国传统思想存在差异,但在希腊罗马的思想环境与中国传统之间存在着重要的对应关系:儒家思想与斯多葛学派、历史学家修昔底德(公元前460-400)与司马迁(公元前145-86)、犬儒学派与庄子(公元前369-286)都有着重要的相似性,人们也对其进行了研究与评述。

 

随着西方的现代性被建构起来,中国与西方的相似性愈发明显。欧洲启蒙运动将宗教与公共事务分离开来,更关注世俗现实而非超自然现象,西方与中国的距离再次被拉近。

 

在《中国文化西传欧洲史》(1988)一书中,法国学者安田朴(1909-2002)展现了中国传统文化在18世纪对法国的深远影响。在西方现代性的世俗主义与儒道对内在超越性的唯一关切之间,确实存在着相对的概念一致性。

 

这种丰富的文化交融现象也可以表明中西方传统之间的密切关联。“丝绸之路”的概念回荡着无限深远的共鸣,这不仅是由于它描绘了欧亚大陆沿线上频密的货物交易,也因为它有力地象征着在时光长河中东西方之间的文化交融。

 

一方面,莱布尼茨(1646-1716)和伏尔泰(1694-1778)都深受中国文化的启发;而在另一方面,共和制与社会主义制度是首先由西方建构出来的,中国能在20世纪废除帝制后采用这些制度,是因为它们并不完全违背中国的传统文化。在实现社会主义中国化的进程中,中国学界首先要用自身传统中的元素对其进行阐释。

 

套用安田朴的表述,如果我们可以思考什么是“中国性的欧洲”,那么我们也可以讨论“欧洲性的中国”所包含的多重维度。

 

钱钟书(1910-1998)的代表作立足于“打通”的概念之上,意指融汇中西方传统的可能性。在《管锥编》中,钱钟书以过人的渊博学识阐明尽管中西方之间存在差异,但通过文学批评的方式,二者可以留出适当的距离来相互阐述、相互启发。从这层意义上来说,《管锥编》是“丝绸之路”效应杰出的表达之一,喻指着不同知识传统间的相互影响。

 

钱钟书的巨著说明绝对意义上的同与异不过是一种迷思。从关注细微差别的视角来看,中国与西方的关系就像是“阴”与“阳”,二者是对立的两极,但同时又相互交融、相互转化。

 

这里我们可以重新阐释阿诺德·汤因比提出的概念,为了能更好地从中西方关系中提炼出当代问题的解决方案,要靠“有创造力的少数群体”,而非“全球精英”。

 

“全球精英”对铲平文化差异的全球化喜闻乐见,但这也同时助长了保守的民粹主义;而“有创造力的少数群体”将文化作为首要关切,并在差异中寻找资源来实现新的平衡。

 

面对当下全球问题西方与中国会交出怎样的答案,其本质取决于双方重新阐释人文主义的能力,也取决于在相互依存性日益增强的世界里,双方充分利用两种文化传统间根本相容性的能力。从这个意义上来说,中国向西方开放、西方向中国开放对于双方都是至关重要的。

 

我们必须对中西方必相冲突的说法予以反击,因为二者都是“人类命运共同体”有力的共筑者。

 

“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提出是当代中国对中国古典世界主义、儒家“大同”思想的重新阐释,也与西方的普世主义相互呼应。

 

新人文主义的愿景由中西方协同建立,其高目标面向全人类,而不仅是部分群体。

 

“有创造力的少数群体”在每种危难中都看到了机遇:正如中文里“危机”一词的丰富意涵,或者用弗里德里希·荷尔德林(1770-1843)的话来说,“危险所在的地方,也孕育着拯救的力量”。

 

当下中国与西方的关系中存在着危险,但与此同时,我们也能从中找到拯救全人类的方式。我们无须选边站队。主观上,我们在不同程度上与二者共同存在;客观上,我们的世界就是一个实验室,容纳着二者相互转化的共存方式。

 

中国人类学家费孝通(1910-2005)有言:“各美其美, 美人之美, 美美与共, 天下大同。”这是一种更高层次的智慧。

 

中西方自信接纳自身传统,坚守承诺相互启发,这证明了世界迈向大团结的征程早已启航。这一征程必须由我们明确认知并坚定传承。

 

让我们一起在迈向人类命运共同体的长征中携手前行!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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